有人托我向老友易中天约篇专栏稿件。我把电话打到了厦门大学，中天听了才一半便急匆匆地说：“炯浩兄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我现在欠出版社的文债甚多，加之马上去法国讲学，你的约稿，我断然难以完成。这样吧，我实在难以完成署名文章了，而我在新疆的情况你都是了解的，凭兄挥洒，我全认账。何况兄乃新疆‘名记’，以你之目，写我之‘眼’，也许你的‘目’更‘毒’些，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真实的面孔。”
要写中天，必须要从认识中天那时写起。
中天18岁由武汉支援边疆来到新疆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150团当“军垦战士”，我在石河子一家工厂抡锤打铁，那时我常在报纸上弄点小文章，他则是团场的“秀才”，同在舞文弄墨，彼此便相互耳闻了。
1974年冬，《新疆文学》在石河子总场召开笔会，中天参加会议时抽空到工厂看望我。我们的“同类项”是上海支边青年，也在150团支青连干过，谈起支青熟人他们都认识。我便用劣质酒和便饭招待他，问起他如何分到号称“小西伯利亚”的150团的。易中天说，从武汉到农八师时，本来可以分到离石河子近一点的地方，带队的人听说有个共青团农场，名字非常好听，便鼓动大家去“共青团”。他们一行便分到了150团，一到了地方，才大呼上当。
不过，中天属于和“工农”结合比较好的一个。到了连队后，周围农工见他身瘦体弱，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，都不愿和他分在一个班，谁想他脱下学生装，穿着背心便下了地，干干瘦瘦不到1.70米的个子，干活却很拼命。重体力活让他胃口大开，海碗盛上一大碗土豆疙瘩，筷子叉上3块包谷馍，不一会儿全填进了肚里，让女支青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。能吃也能干，所以没人再敢叫他“饭桶”。
中天出身书香门第，骨子里有中国文人的刚正不阿，那时，他参加了保护老干部的派别组织。因其父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属于“臭老九”，他便被掌权的左派们弄成了“内控”，食堂里贴了他很多大字报。但易中天很有保护自己的一套办法，每逢买饭时，他便戴一只破草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任你大字报铺天盖地，他反正看都不看一眼。
有个“左派”摸透了他的心思，便上前找茬说：你为什么草帽戴得这样低？
中天装得很惭愧的样子说：鲁迅先生说过，“破帽遮颜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”嘛。
“左派”是个中学老师，便揪住“辫子”说，下面是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你对谁“横眉冷对”，谁又是“千夫指”？
中天的辩才在那时便十分了得，他反击说，后两句也是鲁迅的诗，你敢反对鲁迅？再说我并没有背后两句，即使背了，你难道自认是国民党，是“千夫指”？
“左派”们见中天还敢顶牛，便“呼啦”围了上来，这时中天摘下草帽说，帽子摘下了可以了吧，然后冲出重围又背了句屈原的诗：吾方高驰而不顾！中天引用的屈原的诗竟无人听得懂，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。
后来，团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（半专业文工团），没有会写剧本的人，还是得把中天调进去。这个宣传队还真人才济济，一名唱男高音的后来调到了中国煤矿文工团，中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倒也如鱼得水。
那时农工一级工资是38块9毛2分，自谑为“3892部队”，宣传队都是些才子佳人，这点钱如何能够消费？于是，年轻人便将裤腿一扎当口袋，去偷连队的苹果，偷上一口袋便够吃一周的了，有点“迂腐”的中天不愿吃偷来的东西，还文绉绉地说“嗟来之食，吾不与也”，常惹来朋友们的讪笑。
这天，集体宿舍来了位张姓武汉青年，大家热情款待他，还洗了一袋苹果，让他带回去，不想那人随大家逛商店时临时搭便车回了。众人回房后，见中天正大嚼苹果，有人打趣问：易大作家不是不食“嗟来之食”吗，那苹果可是偷来的呀！
这次中天倒振振有辞起来，他说，张兄乃吾等贵宾，赠予贵宾的苹果自然身价改变了，张兄转赠予我，当然先食为快，先食为快呀！一番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因为我的妻子是上海支青，曾经在中天待过的150团4连工作过，所以中天到石河子大抵借宿在我家。
那时，我的工资是56元5毛6分，比起中天是“高薪阶层”。所以中天每次来，我都要舀出从上海背来的大米，从小卖部买来大肉罐头，再炒上他带来的鸡蛋，在那个年代便是“四星级”了。
几杯劣质烧酒下肚，不胜酒力的年轻人便开始放荡形骸起来，中天未来的妹夫詹世平（后来，中天做月老，将其妹介绍给好友詹世平，后来詹成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）醉眼朦胧地说：我将来要做中国的普希金，你高炯浩去做现代的李煜，易中天写剧，就当个中国的莎士比亚吧!狂言即出，3人大笑不止。
1975年夏，中天和詹世平骑车一路寻友拜师，第一站到148团看望杨牧（曾任《星星》诗刊主编、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），第二站到石河子市看我，第三站去144团拜见诗坛泰斗艾青先生。
一路全程160公里，他俩还是同骑一辆破“永久牌”自行车来的。中天很爱面子，知道我家那位上海支青爱吃，便在临近市区时到老乡家里买了十几个鸡蛋，我便沽酒炒鸡蛋招待他们。
到了晚上，我将妻子赶到女宿舍去住。当时，石河子正闹地震，为了防震，我在大床下面搭了个地铺，世平年龄最小，争着去睡地铺。我说二位远道客人，我一直睡在地铺下，就不必客气了。
那晚，我们谈诗、谈戏剧，也谈人生，虽然睡的是“上下楼”，但并不影响聊天，3个人一直聊到凌晨5点，仍毫无睡意，几乎算是彻夜长谈了。
后来，易中天和詹世平又来玩，该如何招待他们呢？我打听到农学院那晚放《闪闪的红星》，便陪上他俩，从石河子城西端跑到城东端看场电影。
那场电影竟让我们3人兴奋不已，可见当时我们对文化的饥渴。回家后，我们还就电影的艺术和手法评说了半天，易中天毕竟是写剧本的，他谈到了“蒙太奇”这个电影专用名词时，我竟是第一次听说。
“四人帮”终于做了阶下囚，科学的春天重返人间。在新疆，杨牧、易中天、周涛等诗友们诗兴勃发。1978年，新疆人民出版社约稿，要给大家出个人诗集，我也在受邀约名单之内。这振奋的喜讯，让人难以安眠，我及时寄去了诗稿。不久，出版社将我及杨牧、易中天、周涛等6人的诗作以每人一辑的形式，出版发行了一本题为《春满天山》的诗集。
这是“文革”后新疆出的第一本诗集，大家的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。
接着杨牧在《诗刊》上接连发了《在历史的法庭上》《我是青年》等成名之作，明显走在了中天和我的前边，一次中天和我聊天，谈到诗歌创作，他颇有感触地说：炯浩兄，现在我们真是望洋兴叹了，说完他又诠释了一下：“洋”是“杨牧”的“杨”。
易中天（后排左4）与兵团战友合影
那时的易中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思想活跃、才思敏捷、口才极好，善于形象思维，喜动忌静。我认为此君将来可能会在诗歌上大有发展，但无论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想象他将来会走学者之路。
好像是1978年吧，中天又到我家来了一趟，这趟居然不和我谈诗了，一脸沧桑的样子，我问近期在干些什么，他说，你调乌市文化局帮工，杨牧兄调到了市文化馆，我总不能教一辈子书吧，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。
我默然，因为虽然都发了些作品，但又都是被耽误了的一代，三十好几的人了又是高中文凭，能考得上研究生吗。我便劝他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中文本科也是不错的，干吗一定要考研究生呢。
中天一脸苦笑说：我教的是高三语文，和我的学生一块进考场，换上你受得了吗，万一考不上还有何面目，所以我必须考研。
那个年代是“耽误了的一代”只争朝夕的岁月，大家慌着充电加油，我也忙着熟悉编务和业余创作。不久后，传来中天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消息，我暗自为他庆幸。
他一定是乐不可支，没有和大家告别，我们也没能给他送行，他便乐颠颠地跑去武大报到去了。
一别数年，听说他毕业后留校当了讲师。一天，一位叫袁雅蓉的写诗的青年找到我，谈到她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，我便随意问了一句：知道中文系有个易中天吗？她说，不仅知道，还听过他的课。我便感到奇怪，她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便说：易老师在武大很有名气，所以等到他讲大课时，其他系的同学也都挤去听课。我心中暗想，中天的口才可找到发挥的最佳舞台了。
1999年，我的工作单位《工人时报》把中天请来乌鲁木齐讲学，这时，中天已出了几本社会学方面的畅销书。课堂设在乌鲁木齐银都大厦，学员是新疆各大企业的老总。
我去看他。当我走进礼堂时，中天正在台上侃侃而谈，看到了我，便两手合十和我打了个招呼，继续讲他的课。我在座位上细细地“品”他，感觉此时中天少了青年时的豪气，多了中年人的沉稳。课堂内容好像是营销学，虽然不乏幽默，但毕竟不是形象思维的东西。
下课后，我到中天客房处聊天，谈了阵往事和旧友，这时，我们才又找回了年轻时的岁月，虽然他离开新疆20年了，但对旧友，他仿佛还都知道他们的下落。
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我提出请他吃顿饭，他谢绝道：炯浩兄，那又何必呢，这儿的招待是“五星级”，何必再劳你破费，我这里还有几张多余的餐票，晚饭就算我请你了。
交谈虽然亲切，但少了年轻时的激情和奔放，这也难怪，毕竟都是快奔耳顺之年的人，身份也都是教授和高级编辑了，实在说不出年轻时的那些“疯”话。
记得那时我们互相赠送了手头新出版的书，他还认真读了几首我的诗作，感叹道：老兄这般年龄还在重操旧业，不容易啊。我也随之调侃道：“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天小老弟今天也成了老夫子了，更不容易了啊。”言毕两人抚掌大笑。
中天走红后，回新疆参加活动，我在电话中问他，到乌鲁木齐想见哪些朋友，我替他张罗一下。中天回答，第一个便是郑兴富！
原来，上世纪70年代，易教授在150团劳动时，将一组诗歌寄到了《新疆文学》，慧眼识英的诗歌编辑郑兴富大喜过望。他大声叫道，新疆诗坛又出现一颗新星！但那个年代发首诗也要“政审”，函件寄到150团政治处，回函让人很失望。郑老师大抱不平：一个基层连队的青年农工，会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压制人才不对嘛。他再一次寄函过去，这次终于通过了。当时诗歌版面有限，本来只打算发一首，经过一番风波，老郑决定发一组，第一组诗便占了三个多页码，让那些已经有些名气的作者大为吃惊。
事后，易中天幽默地说，像我这种毫无名气的农工作者只能睡“大通铺”(指几个作者一人一首)，现在一折腾，却让我住进了“豪华单间”了。这种知遇之恩让中天记住了一辈子。中天还说，那时的工资是38元9角2分，回武汉探亲根本住不起招待所，只好到郑老师家蹭饭蹭住，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胳膊下提着两个拳头，再晚也去敲他家的门，郑老师和夫人从不嫌麻烦，偶尔提上“礼品”，也是农场生产的葵花子，郑老师还会说，再来不要提东西了，食堂里多买份肉菜保养保养身体。
中天教授幽默地说：我当时的近景目标便是能多吃几个白面馍，远景目标便是如何跳出农场，当个教师什么的。正好八一钢铁厂子女学校招老师，我将一迭发表过的诗歌剪报送了去，对方当即拍板，我被录用了，这从此初步改变了我的生命之旅。多年来，中天一直把郑兴富视为“恩师”。
中天曾说，等到闲暇时一定要把新疆好好转一转，我们等待老友的到来，届时举杯话少年，放眼望西域，再品新新疆，当惊世界殊！
本文刊发于《新晨》2022年第11期《易中天新疆往事：正是青春待发时》
作者简介：高炯浩，历任《石河子报》《中国西部文学》《兵团日报》《工人时报》文学编辑、主任，《绿风》诗刊编委，新疆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、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理事，乌鲁木齐市第五届政协委员。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天山画页》《乡恋》《高炯浩短诗选》，散文集《西域履痕》，报告文学集《西部风流》等。1995年获新疆首届“双十佳”新闻工作者，1996年获中国范长江新闻奖提名。特写《玛纳斯河谷的超生盲流村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，另有50多篇文学、新闻作品获省级、国家级奖项。